日本军旗，系明治三年（1870年）以“太政官布告”的最高法令形式发布定制，称作“陆军御国旗”。它是从日本国旗——太阳旗演化出来的，有16道血红的光芒线，又被称为“旭日旗”。
陆军军旗三个边饰有紫色流苏，木制烤漆旗杆顶部，有一个三面体的镀金大旗冠，三面均为日本天皇家族的16瓣菊花纹浮雕族徽图案。
据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自1874年1月23日，日本明治天皇对近卫步兵第1、第2联队亲授军旗为肇始，此后凡日军新编成之步兵及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以为部队团结之核心，将士对军旗之精神，举世无比。”
正因如此，在正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部队都渴望缴获到日本军旗，但是都未能如愿。
深知兹事体大的栗田少尉，怀抱军旗，在一小队护旗兵的护卫下紧跟着大队往前冲。死亡，已不在话下，自从担任光荣的护旗中队长之后，他的一颗心已经全部在这面军旗上：时刻注意保持干净，爱惜它远胜自己的生命。
也就在手捧军旗时，他才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任何时候，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保护它。
于郑声奇怪地看着浑不畏死的日军，有些慨叹。日军的忠勇与对命令的服从是相当给力的，值得学习；但是这种风格有时候又显得特别愚蠢：当生的希望没有时，人民军也能视死如归，但是没有意义的去死，这不是值得称赞的。
不过，同为军人，中国军人也不能示弱！他又一次拨起电话，呼叫炮兵对准了方位。
有赖于人民军充沛的后勤能力，炮弹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上来。在沈阳兵工厂，供应人民军的75、125榴|弹炮正三班倒地生产。
只要对战事有利，对挽回人民军士兵的生命有利，作为前线指挥官应以生命和结果作为评定火力使用的第一原则，这是少帅的话。
于是日军又经历了一次炮火洗礼，这一次，伤筋动骨。
人民军只付出极小的代价，便完全压制住日军的进攻。等到炮击结束后，扑天盖地的人民军从各个方向攻过来，日军已经打残了的防线一撕便开。
日军第二大队在苦苦地垂死挣扎，大队长松井已经全身挂了彩，但还焦急地问：“军旗烧掉没有？”他的警卫奉命询问，却被从天而降的一发炮弹当场炸死。
而麻生联队长的重心已不在救援各部队，在焦头烂额之际，他还派人寻找栗田，把烧毁军旗作为头等大事。本来栗田是紧跟着自己的，可是当爆炸起伏时，根本看不见人群里的他。正当他忐忑不安时，从地下传来一声虚弱的声音：“大佐，军旗在这里。”
可怜的栗田，应该就是在刚才被炸掉一双脚，疼得短暂性地昏迷过去。不过他是极有毅力的人，在千钧一发之时醒了过来。
望着他怀里已经被鲜血染红的军旗，麻生如逢大赦。虽然此次是战败了，但是按照日本陆军的理论，只要有军旗在，任何联队都不能算被歼灭，还可以重建。但是如果军旗丢了，番号就将被取消，而他将会承受无穷的耻辱，远甚于战败！
对这个事，以小知识分子被征召从军的五味川纯平曾经深感困惑和愤怒：“军旗就是一面旗帜，只不过是一个部队的象征而已，说是天皇赐给的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战争是以胜败而论的，军旗怎么能决定胜败？”
但是，在昔日大多数日本军人的记忆里，是不会对此有任何异议的。战役的幸存者、卫生队军医军曹松元草平在其《茫茫的旷野》一书中有如此回忆：
“军旗只是一面旗帜，充其量是一个部队的象征，可是整个日本军队都把军旗看得很重，比部队的一切都高贵。要是说起原因来，还要说是日本军统教育的结果。
“记得在我幼年时代，只要一有陆军的军事演习，母亲总是背着我，跟在邻居的后面一起去观看，去参加欢迎式，从不敢怠慢。当明晃晃的刺刀伴随着用黑布包着的军旗从眼前走过的时候，母亲和邻居们都一齐下跪叩拜，流着眼泪目送军旗走过。
直到今天，每当我看到军旗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头往下低，这恐怕也是被那个时代熏陶的结果。那个时候军国主义的调子吹得正响，我们这些人就是在那种环境里被驯养出来的。
可也是，3岁时所接受的教育和熏陶，事过60多年仍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想抹也抹不掉了，想一想真令人可怕。”
面对越来越小的包围圈，麻生并不惧怕，他反而很淡定地安排了焚烧军旗的仪式。对了，他们不叫焚烧，叫“奉烧”。
本来军旗奉烧的正规步骤是四步：
旗手持旗，在护旗手的护卫下登高，除旗手护旗手外全部队官兵对军旗行军礼；
旗手收卷军旗将军旗交给部队指挥官；
由部队长亲自把军旗放入奉烧台安置，然后全部队官兵向军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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