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还是没有消息吗？”
说话之人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身量中等，面相非凡，虽然端坐高堂之上，身上穿着的是二品官的大红常服，但尊贵之余，脸上也是有明显的儒雅气息。
这里是南京的兵部衙门，说话的人就是在侧堂的公厅问话，四周站着一排的蓝袍和绿袍官员，也有一些青袍的吏员侍奉左右。
所有人都叉手侍立，显然坐中之人不光是高品官员，也是手握实权，令人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冒犯。
问话之人，便是如今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
如果能了解到当时的军政情形，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史可法的地位和身份有多么重要。
整个南都除了地方官府外，也就是兵部拥有真正的实权。
南京六部在行之时俱需加南京，但礼工刑吏户诸部都无实权，尚书侍郎要么是年老官员在这里养老等退休，要么就是在京师的党派斗争中失势，被贬斥至此。
由于东林党在天启年间的惨败，还有在崇祯年间的不得志，大量的东林官员，士绅，生员俱是在南京任职或生活，很多浙江和江南的生员，名士，也是在南京活动。
在这里很容易扬名天下，成为士人仰慕的名士，就算是后生小辈也能通过结社等办法来替自己扬名。
江南士风又有特别之处，就是容易抱团抗上，几百秀才生员抱成一团，地方府县正堂都毫无办法，甚至有结社生员驱走地方官员的记录。
就算是部堂高官，对南京城中过万的生员名士也是需要以礼相待，哪怕是国公侯爵一类的勋贵，在京师无人可制，在南京这样的地方，考虑到家族名誉和实际的麻烦，对生员名士也是要以礼相待。
各种原因相加，形成了两京独特且完全不同的政治风貌。
在南京，士绅生员阶层的力量特别强大，大到能压制住太监和勋贵的地步。当然，原本在南京也没有形成太监和勋贵的阶层，真正的顶层勋贵和太监自然是在北京。
正因如此，在南京以东林党和复社的力量最为强大，很多养老或是被迫至南京的官员多半是东林一脉，又或是和东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哪怕并非东林，在南京和江南任官，也是需要和东林搞好关系，否则就算不会地位不稳，日常交际往来也会有诸多不便。
哪怕是刘泽清这样敢在本乡本土屠城抢掠的军阀，连皇帝的诏旨也不放在眼里，到了南方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想要结好东林。
东林的力量在朝，加上复社几社等大量东林外围的士子集社，在实际的权力上，地方的名望和控制力上，东林都是江南江北一带没有争议的霸主。
而史可法，不光是掌实权的兵部尚书，也是此时此刻，东林和复社诸党不折不扣的领袖人物
已经是四月，天气都明显转暖了，特别是南京这样的地方，就长算在此时的气候也是和后世相差不多，只是没有城市热岛效应而已。冬天漫长，阴冷潮湿，春天和秋天就很短，几乎上恍然一瞬，到了四月，别的地方还是不冷不热的时候，南京已经相当炎热，就算是在这高大轩敞的公厅之中，人们也是闷的满头是汗，特别是在心情焦虑之时，人们头上的汗水都是不停的流淌而下，有些官员由于过于紧张，衣袍胸襟都明显被汗水濡湿了。
“又有几个南逃而至的官员。”一个蓝袍官员俯身答道：“众口一词，闯逆已破京城，我皇上在景山殉国，太子和诸王俱下落不明。也有人说，太子和诸王都被闯逆所擒，消息尚不能确定。后闯逆率军往山海关，与总兵官吴三桂军交战，又有人说，吴军已经投降附逆，投降东虏，其后情形，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官员回话时，提起“东虏”时态度暧昧，含混不清，似乎在考虑自己的措词。
因为南逃官员很多都可以确定京师陷落，皇帝殉国，但对李自成往山海关打吴三桂，还有传言吴三桂向清军借师剿贼之事，则是含糊不清，没有人能说的清楚。
对清军入关剿贼之事，南方的大明官员心态就是相当的复杂。
毕竟很多南逃之人，提起清兵时没有往年的仇恨和不屑，因为明清之间已经对峙交战几十年，清军虽多次入关抢掠，给大明北方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使得明军屡战屡败之余对清军有深切的畏惧心理。
但在很多自诩知道历史大势的官眼里，清军也就是东虏是不成气候的。
只要有山海关在，其就要绕道从密云等地入口，在草原上绕道行军没有稳固的城市和大片的农耕区域当后勤基地，其军队只能和北虏骑兵一样，迟早都会退兵。
东虏兵马再强，只要不能在大明境内形成根基，那么迟早还是得退兵，因为没有稳固的后勤补给，也没有办法建立地方政权，孤兵深入，师老易疲，这也是清军多次入关，最多半年到一年左右必定会退走的根本原因所在。
若要强攻山海关，凭清军的几万人的主力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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