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在需要胡惟庸与李善长联手以应对浙东士族与其它势力的时候，一切都相得益彰。
作为不可缺失的核心成员，李佑因此在团体中风生水起。
而当下政局再度变幻，被视为弃子的胡惟庸被抛弃，随波逐流的李佑也终将在暴风停止后遭受倒击。
如此至关重要之人在面对维护家人的需求选择自毁，看似理所当然之事，却是众说纷纷的根源。
正是这种共同认知，在听到李佑之死后，仅在帝都激起一阵怒火并未深入追责。
尽管群臣对外表示对此事有所惊慌，但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将其视为严重事件，甚至到最后，即便面对朱元璋的默认态度，众人也只是将此事视为安抚朝堂不安局面的一种暂时手段。
然而，当得知最初秘密传递消息的人是封绩时，事情的风险系数迅速提升数十倍。
假设按照之前的定性报告，李佑是因为面对强烈审问压力无法承受，故而主动选择了自尽。
那么问题仅存在于缉查科一方，朝中的其他权力结构并不会受到指责。
但是，缉查科此时却意外地发现了这一情节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他们内心产生了不同的判断和考量。
而徐允恭所思所想，并非止于此。
在他看来，消除对锦衣卫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并不太关键。
这毕竟是一次前任总督留下的问题，对他徐允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然而，在其他领域中，他作为一个特殊的代表，同样承担着重大的身份。
他并非仅仅因为担任锦衣卫司令员而在其上。
事实上，在这一职位上之外，他的身份还极为重要——他不仅是徐达长子，同时也是魏国公府无可争辩的**。
尽管由于工作缘故，在日常生活中不经常回家拜会父亲，但他依然保持关注家庭事务的习惯并不因此缺失。
国公府的孩子掌握一些有关宫廷**的信息其实不是太难的事，尤其是在像这种充满政治风云和家族影响力的环境中更是如此。
锦衣卫本是一个专门从事情报工作机构，手中拥有迅速准确的消息来源，使他对朝廷动态的了解几乎与朝中中枢部门媲美。
由此看来，徐允恭深知胡惟庸案件拖得过长，已经到了让皇上感到不满意的地步。
即便现在大部分的政治压力仍然存在于朝堂内部——尤其是徐达那里，但不论以“魏国公子”或“总督”的形象，他清楚地预见最终这个结果会直接降临到自己头上。
因此，在理解此理之后，徐允恭在前往见胡轲这一天前已开始了对胡惟庸的案进一步调查的筹划。
明朝政治舞台上，因胡惟庸的事件已经动荡多年，在面对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如果不尽快平息此局势，则会导致今年的大环境变得艰难起来。
而“封绩”这位人士的角色太过关键、敏感，徐允恭站在现有角度上看，以封绩为突破口则是当下最好的切入方案。
作为胡惟庸的核心人物，在胡惟庸出生之后，非但未遭殃，反而是通过隐蔽途径，潜入皇家拘留所。
这不仅仅展示了封绩的高明与后招，更表明他的存在证明了胡惟庸势力并未彻底被一窝抓净，甚至连皇帝预期也无法达到。
事实上，朝堂上反对胡惟庸势力的实际强度要超出人们的普遍预期很多。
他们不仅有能力暗地派出一位朝臣犯，通过此人向外界传播自己的主张，他们的团体还有着相当的决心和力量。
这是不仅仅是孤注一掷的表现，他们的冒险举动实质也是以某种方式向众人证实，尽管可能即将失败，但他们仍然具备强烈的抗争力。
而这批即将被视为半个“失败者”的人物却能在危机四现的情况下展现出如此鲜明且暴露自身踪迹的动作——这其中包含复杂性，更显示出他们在挑战和逆境中，寻找继续坚持的理由。
这些动作或许预示他们内心深处的抵抗决心尚未被真正击败，在等待机会时展现出来的真实面目。
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险峻，但却仍愿意尝试以各种手段，将潜在的力量和希望在动荡时刻里维持。
这一行动也象征了一种坚韧，面对困境仍选择继续探索希望，而不至于彻底屈服或消失。
在这片风云变色的政治天际下，每一个举动都显得尤为宝贵，因为它们代表了不屈的灵魂对自由和平等不懈的追求。
这段话探讨了角色如何利用特定的人物特质，在权力争夺的舞台下寻找策略平衡，在政治风暴中心的微妙平衡与应对策略，以及在复杂局势中展现个人坚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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