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平原本还是觉得能够与美国达成更具有文明高度的和平，听何锐这么1讲，吴有平也觉得自己或许该放弃这种考虑。他说道：“主席，我下次来看你，可就不会谈工作了。”
何锐用力撑着站起身，“谈工作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不让我工作，我自己都受不了。还有啊，我本想现在把遗嘱递交给党中央，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么做只怕会吓到同志们，所以我将写好的遗嘱已经交给了主席办公厅，如果我突然死了，你们直接找办公厅要文件。”
吴有平与李润石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何锐对于生死的态度倒是没什么问题，吴有平与李润石都希望自己也能这么坦荡的面对死亡。
但是这种对于死亡毫不在意的态度的确太吓人了，让吴有平与李润石都不敢对此发表任何看法，只是告辞离开。
此时李润石已经实际上掌握了权力，李润石也不是没有斗争经验的菜鸟。1旦何锐去世，李润石将按照制度接掌何锐的职务。但李润石想获得何锐的权力，就必须在党内的定期选举中当选才行。
党内定期选举就牵扯派系的事情。现在中华文明党内各派系并非是封建时代的结党营私，反倒是基于部门利益与政策利益结成的那种团体。
譬如，吴有平作为总理，很自然就成了文官们体系的利益代表。吴有平为了让文官体系能够更顺利的运行，自然得照顾1下文官内部的合理需求以及1部分不太过分的需求。
何锐能够以领袖的姿态让党政军全部按照他的理念执行政策，是因为何锐本人能够在党政军3方面都提出出色的政策与规范，确保了整个中国的利益。大家哪怕是为了中国，是为了自己与本部门的利益，也不能去反对何锐。
没有何锐这样战略能力的领导人，那就只能依靠与各个派系的关系获得足够的支持。这就需要与各个派系进行各种博弈。
大家都喜欢何锐这种领袖政治模式，因为这种模式看起来效率高，成果大。不过历史这东西记载的最多的内容却是“不得以”。那种互相妥协的政治状态才是常态。李润石虽然不想在这种政治博弈中打滚，却发现自己至少在获得权力之前必须这么做。
于是李润石对吴有平说道：“总理，明年初就要选举了，您对于未来的工作方向有什么打算么？”
吴有平听到这话，忍不住轻笑1声，却没有回答。这倒不是吴有平想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李润石要求交换条件，因为李润石在经济领域的能力并没有被证明。何锐有能力可以直接跳过总理吴有平而直接管经济，李润石现阶段只怕是做不到。
如果李润石做不到何锐能做到的事情，那就必然得把经济工作的负责权力交给国务院。根本不需要吴有平对提出任何要求。
之所以吴有平不去回答，是因为吴有平是真心希望何锐能够长命百岁。何锐身体的情况已经不足以让何锐继续去负责工作，所以何锐应该会辞去党的职务与政府职务。
只要何锐没有死，能够在下1届选举时候活着，李润石当选几率就是100%。领袖之所以是领袖，就在于领袖的决定就会被执行。哪怕是大家不同意，也得去干，还得认真干。
见吴有平没有回答，李润石才继续说道：“过去30年中，主席的政策始终在追求最高效率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巨大的平等方面的空缺。未来30年中，我认为我们要向人民提供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中，平等必须得到强化。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推动，只怕会要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听李润石不是讲选票的事情，吴有平才答道：“最近很多不懂事的家伙们还吆喝着内斗1场，他们自己或许就没明白过来，他们索要争取的其实是主导政策的权力，分配的权力。
我支持李主席的看法。教育的成本如此之高，让人民理解到个人的力量只有依托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才能得到发挥，这并不是1朝1夕的事情。”
见吴有平并没有搞“路径依赖”，而是认同了政策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平衡，李润石安心不少。
随即，李润石是真的希望何锐能够长命百岁。这种想法除了出于对何锐的敬爱，更多的是因为何锐的威望可以让何锐对政策进行大规模调整而不会引发过于激烈的震荡。
如果何锐现在去世了，李润石表示“我们必须兼顾公平”，很多反对这种政策的人就会提出反对的意见，“主席尸骨未寒，你就要推翻主席的政策么？”
是的。这就是人性！
那些人绝不会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要持续某种政策。而是会从道德的高度去指责李润石。如果不是何锐明确的宣传依附于农业时代的旧道德并不全部适合工业化的新时代，只怕就会有人用“3年不改父志”这种封建时代的话来反对李润石。
想到这些，李润石索性与吴有平谈论起这些来。吴有平其实很欣赏李润石，也认为李润石的确是下1任领导者的最佳人选。所以听了李润石的看法后，吴有平并不觉得有什么僭越的感觉，反倒觉得李润石的想法足以证明他的成熟。
吴有平完全认同李润石对于政策调整的看法，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的人民的确已经知道了身处新时代，也的确受到了工业化中国现状的影响。但是现在的人民还没有能力理解到政治的本质。所以他们对于何锐的敬爱，反倒有可能被人利用来反对李润石。
所谓的开民智，需要很长时间。倒不是说人民听不懂或者不理解政策，而是因为人民无法想象他们没见到的东西。现在中国需要时间，走完第1个工业化状态下的经济长周期。这个工业化的经济周期的时间大概是60年到65年左右。
吴有平甚至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个长周期的开始时间并非是1924年，我们解放全国的时候。而是得从我们赢得这次战争后，建立起全球经济新秩序开始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在主席用尽各种判断和手段，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让中国并不常见的完成了工业化，却还是不能当成工业化经济周期的开始。
现在的战争，并没有让中国处于1个稳定的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之中。当中国在和平的工业化状态下，才可以开始计算。李主席，你正好要负责这开辟的阶段。”
李润石见吴有平在支持自己，也很是欣慰，“工业化所创造出来的巨量财富，会让人民对于法治的需求快速提升。我个人的设想中，强化法治，也是实现公平的宣传切入点。”
“呵呵，人民掌握了前所未见的财富之后，肯定会围绕财富出现各种纷争。不过清官难断家务事，李主席，你真的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了么？”吴有平笑道。
语气虽然轻松，吴有平却知道李润石想从法治入手，可不是那么容易得事情。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固然是生产力，但是在每1个关键节点上，反倒是最情绪化的悲剧才能起到巨大的影响，从而让社会开始进步。这种关键节点的抓机会以及把握机会的能力，可不是1般人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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