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连十八芝这样的江湖大豪都开始琢磨政治课本中的道理了,那便说明买活军的统治,实在是很成功的……
于康顺来到鸡笼岛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他的住所就在新泉县建好的几间水泥房里,每天除了给郑地虎上课之外,于康顺也是没有一刻闲着的。他要下到各村去,统计如今村民们的文化水平、年龄层次、性别信息,来计算着新泉县需要多少老师,而他们又该在哪里上课,吃什么、住什么,每日拿多少文的工钱,以此来决定有多少老师能在本地招聘,多少老师要回本土去运人过来。
这是新泉县教谕应当承担的一项工作——教谕在‘外头’本是闲职,除了管管县学,每年的县试之外,并无太多事做,但在买活军这里,教谕真可以奔波到让人一年晒黑不少,于康顺现在所做的这些,他在福建道的同行们也一样在做,而且比他更辛苦,因为新泉县的盘子还不算太大,垦荒没有垦到山里去,福建道八山一水一分田,很多村落寄居在山里,和外界交通非常不便,到现在都没有修通水泥路,教谕去这样的村子里摸底只能跋山涉水,吃的苦流的血半点不比当兵好。
当然,福建道现在也在开展搬迁活动,将许多百姓搬迁到平地或者干脆来鸡笼岛居住,这里面的道理,在报纸上是讲得很明白了,现在讲究精耕细作,每个人耕种的土地比之前少,再加上多年来的兵灾、瘟疫,平地上的人员缺口也很大。
以前是这些土地的主人不肯白白把土地给山里人种,山里人呢,也不知道有这些无主的土地,现在情况既然已经和以前不同,那么又何必住在山里呢?下山来耕种这些好地不好吗?用买活军教导的新办法,种的地比以前少,出产却高得多了,傻子才不愿意呢。
因此,从去年到今年,买活军这里是有一个下山潮的,但也不意味着山上的田地就会被荒废,从邻近的江左道、两广道那里,涌来了许多佃户,他们都是从省界那边的地主手下逃过来的,这些山村的居民们默认他们来接收自己的田地,甚至特意去通风报信,告知他们村落要搬走的消息——有一部分是因为舍不得这么好容易开垦出来的熟田,另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可能原本就和佃户是亲戚。
现在福建道过上了好日子,怎么能不把一家人都带来?对这些农户来说,哪怕已经知道了买活军这里喜欢提倡分家,但分得开的是法律上的关系,分不开的却是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家人、一族人便该互帮互助,互相带挈。
各地的人都在发疯一样地往买活军这里涌来,对于官府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但对教谕来说,还是满让人绝望的,因为这意味着永远降低不了的工作量,永远不能不去的山村——怠工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会去这些山村的,不止教谕,其余吏目都是要去的。
县官希望自己治下的人口上升,农业主任也希望产量上升,修路队希望去修路,勘探队要去勘探矿产,买活军这里的矿奴很多,彬山早满员了,现在各地的矿山、矿井都在加紧开凿。既然大家都要去,那你为何不去?你若是没有个很正当的理由,那这份工作就可以不用干了。
买活军对于吏目,宽容而又不宽容,宽容在于给他们的钱是很多的,至少比以前要多,而且不拖欠,而且福利好,但不宽容之处在于他们很重视对工作的考核,开除人也不含糊,第一批吏目很多已经被开除了,他们多数是老官府的吏目转变过来的,还不适应新官府的节奏——新官府根本就不愁没人来做吏目,他们原本的优势是识字,但现在买活军这里哪个人不识字?
这就是教育的力量!教育是买活军的底气!教育把知识传播到所有人身上,给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打上了厚实的基础!教育,是买活军的王道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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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活军对教育的重视,是从谢六姐这里传承下来的,谢六姐只有对农事和教育会过问得非常细致,县学教谕交上去的每份报告都会细看,甚至能看得出语法上的错误,数据上的疏漏,每个县学教谕上任以前,都能拥有亲自面见她的殊荣,买活军在云县的学校上刷的标语,闪耀在台阶顶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这话实在是说到了于大郎的心坎里去了!百年大计,当然是要以教育为本!做了四年的教书先生,到现在成了县教谕(教育主任),于大郎早就不去想什么‘外头’的科考了,他不但在叶仲韶、张天如等名士来到买活军之后,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在科举上所能取得的成就,而且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兴趣。
他就是喜欢教人,时至今日,于大郎可以诚实地承认,‘好为人师者,莫过于我于大郎’,有时候他甚至都觉得自己的俸禄拿得心虚了,因为于大郎从散播知识这件事本身上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快乐。他实在是喜欢这样的景象——本来十以上的算数便要掰脚趾的农人,现在也会列竖式计算了,下乡时,村口闲坐着的老妪,手里拿着针线,时不时地眯起眼睛看看一边的话本子,嘴里喃喃地念诵着本子上的善恶报应故事。
每当看到这样的一幕,于大郎便打从心底地微笑起来,这是他于这份工作最迷恋的成就感,这么多的人——在六姐的政策和他的努力之下,把自己的世界历史性地拓宽了,从眼前实在的生活中,推出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虚构,但却又对现实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中去,读书识字,曾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现在谢六姐把它变成了一种必须,于大郎觉得这世上大概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除此之外,当然他也享受着走到哪里都被高看一眼的感觉,于大郎教过很多学生,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管做什么工作,境遇如何,见到于大郎,都是恭恭敬敬发自内心地叫一声‘于先生’,于大郎有时在日常起居上不得不加以注意,他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学生们强行安排了优惠——这些学生们或许从前大字不识,但并不代表他们就多么的愚笨,他们知道,而且会格外敬重真心为他们着想的先生。这对于大郎来说,有时候是个颇甜蜜的烦恼,他偶尔买点东西,还要托人去办,免得不由分说就被便宜了不少,自家还不知情。
于大郎喜欢这样的感觉,胜于在外头经过十年寒窗,考个进士当个小官,如今他是可以坦然对自己承认的,尽管从出身来说,于大郎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阶级,但他却更喜欢如今这样的生活,阶级只是一个人生活的开始,于大郎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用地租供养自己的生活方式,再者来说,地主阶级似乎对自己这个阶级也没有什么自觉,更没有什么公约,因此于大郎并不觉得自己背弃了什么,他反而觉得自己在买活军治下得到了发展和进步,不论是他还是他的家族,日子都过得比从前好了很多。
去做水兵的义弟平安,便不说了,父亲、母亲现在都在临城县做吏目,父亲已经从临城县县令的位置上退下来了,现在主抓临城县的治安,算是半个闲职,母亲在临城县医院上班,顺便还学了几手,闲暇时可以客串护士。二弟也参军了,现在跟着私盐队走南闯北去了,小妹不必说了,也是个威风八面的女水兵。
原本大家的共识,是让长子于大郎保持低调,做个教书先生,但大家都没想到,现在职位最显要,职级最高的反而是家里的教书先生。于大郎被夸奖过几次,“工作做得细致,有耐性,心态也放得平稳,能贴近群众,没成见,善于学习”,他的提升,除了统筹能力之外,也得益于此,于是他便更加注意保持这方面的特点,更加注意随时去学习新的东西。
或许也是因为心态上的优点,于大郎的政治课本便学得很好,得到过六姐批卷,‘吃得很透’,扫盲班不论,他在初级班上是个多面手,几乎所有课程都吃透了,都能教。于大郎最近还在集中给本地的老师培训政治课,这对大部分老师来说都是软肋,郑地虎的疑问其实并不罕见,越是吃得透的老师,越容易有这样的疑问——既然奴隶社会不好,那我们现在又算什么?
这个问题是没有官方答案的,于大郎说的也是自己的理解,“虎将军以为,我们现在算是六姐的奴隶,那么我倒有一句话想要问将军,有和主人住一种房子的奴隶吗?”
这个当然是没有的,主人如果住水泥房,奴隶就只能住木板房、石头房,主人吃白饭,奴隶就只能吃糙米饭,吃剩饭稀粥,主仆之间总要有一个等级的差距,这也是为何很多王公府邸,明明并不缺钱,但一样有仆人只能勉强温饱,等级分得太多,必须彰显出区别,但最顶上的主子们已经无法再提高待遇了,那便只能克扣底下人,强行营造出等级之间的差别,给底下人一个往上爬的动力来。
但买活军这里,谢六姐在衣食住行上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其实这也让十八芝的海盗们有些微词,因为陆大红等人都学了谢六姐的作风,和手下的士兵基本没有待遇上的大差别,他们也是吃食堂的,很少开小灶,十八芝的海盗将领们很快便意识到,如果自己有心上进,那么就得向上看齐,也就意味着以后再不能对手下的士兵呼呼喝喝、打打骂骂……在收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好日子似乎的确是一去而不复返了。
郑地虎有些明白了,“眼下这奴隶的名分,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吗?”
“只能说有这个名分在,办什么事都方便。”于大郎说,这也是他观察的结果,“六姐来处的天界,有许多规矩似乎是和我们这里极为不同的,如果要以理服人,恐怕效果极为不佳,六姐又是个很懒于和人做口舌之争的性子,于是便索性用活死人的名义抹平一切。这样在施政上效率也的确更高些。”
“比如说?”郑地虎虽然非常勤快地看报纸,也在云县住了几个月,但他实在是活得太上层了,并没有落地,对买活军本土的了解自然没有于大郎深厚。
“比如说个人自主的权力。”这是于大郎在琢磨中所想到最突出的一点,“买活军提倡分家,提倡婚姻自主、财权自主,本质上说似乎都是为了削减家族,削减父母长辈对下一代的权力,按我的想法,如果不是用活死人这种手法的话,光靠言语,是很难达成现在的效果的。”
“什么意思?”郑地虎有些迷糊了,“父母对下一代的权力——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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