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扩散,确然是不可否认的潮流,任何一个接触过买活军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们正在致力于传播文字,扩散文化,并且很重视‘文明’这个概念的建立,按叶仲韶的说法,这是写入了《政治与道德》中去的,买活军处连贩夫走卒都知道华夏文明这个概念。
但若说文字的扩散,和统治阶级的更易有关,其中的联系却是沈、叶二人一时未有涉及的,听闻冯犹龙此言,一时不由怔然,冯犹龙见此,便进一步说明道,“这也是吾这些年来,在两江一带游历,所有的一点杂思,今日到了买活军这里,又和昭齐小友一席话,这才有了些许感悟——只是尚且还不能说得十分明白而已。”
“以我多年来和三教九流、市井百姓交接而来的结论来说,识字与否,在国朝,实际上便是一种阶层的体现,不是统治阶级,又或者不是统治阶级的近宠,是不能识字的。甚至是民间学风极盛的江南,不识字的百姓依旧占了八成以上,我们觉得识字的人多,那是因为我们眼里根本便看不到不识字的人——他们或者生活在乡下,一辈子种田为生,或者一辈子藏于内宅,除了我们这样的家里,女子识字的人又有多少呢?”
“这些人之所以不能识字,似乎是因为识字也没有什么作用,反而要额外耗费许多精力,不识字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无奈的体贴,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不配识字的,仿佛文字是什么多么大不了的东西。”
“仲韶、君庸,但我们都是识字的,都是精于文字的,文字、文学,究竟有多么大不了的呢?究竟有多么难学呢?我们的讲究,到底是在维系文字的纯正,还是在维护文字的门槛?儒家到底是要教化,还是假意教化,实则豢养百姓?我想答案是很显然的。”
“便以小说为例,为何以小说之‘通俗’,是一件需要为之辩护的事?如以文字作为一种记叙事物的工具而言,用文字描述任何事情,都不至于亵渎斯文,正因为文字被赋予了许多神圣的味道,仿佛成为一种特权,方才使得读书人普遍受到敬重——我以为这恰是文字被视为是统治阶级特权的一种表现。”
冯犹龙说到这里,思绪已十分顺畅了,又道,“因此,对于被统治的人来说,它是神秘而艰难的,掌握了文字的人,仿佛天然便优越于不识字的人。而为了证明文字的神秘与艰难,于文字本身叙述的功能之上,又有了诗词、典故、习语、指代、暗喻等等,不厌其烦、不厌其巧、不厌其难,落于戏曲之中,这便是昆山腔之所以倍受推崇,之所以雅驯。因为它难呀!不但你要识字,还要有几年的工夫钻研,才能真正地懂得欣赏。其存在本身,便是一种门槛。”
“但我等其实也都知道,文字本身根本就没有这么难,便是诗词歌赋,也有白诗,有李贽,有‘吃饭睡觉,便是文章’——买活军这里,更用拼音来简化了它,真正做到了贩夫走卒、农妇农夫,也都能谈吐有物,便证明了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学会它,这本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
“但承认这一点,对于书生来说是很难的,我想虽然自古君子劝学,而买活军这里教育的普及,几乎算是儒家心中大同之治的程度了,但眼下这样的境况,恐怕会让许多人心中隐隐十分失落。因为他们失掉了因识字而带来的许多特权,是以尽管人人识字,但对于买活军这里,却有斯文扫地之叹,仿佛这里乱象纷呈,是令人极为不安的末法时代。”
“然则文字本身,不分雅俗,亦并不斯文,不过是一种记载事物和思绪的工具而已,对于文字的专营,只是封建社会如同专营土地一般,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自发的一种行动。文字神圣,掌握了文字的人便跟着神圣,于是统治阶级只要确保被统治阶级不识字,那么他们的统治便永远是神圣的,这无非也是王道、霸道的手段。”
话说到这里,已经很诛心了,但叶仲韶和沈君庸都没有反驳,而是默不作声地听着,看起来似乎他们也有相似的感触,只是不如冯犹龙说得明白——他毕竟是因为被告过文字败坏风气,而要去外地避祸的人。冯犹龙对于‘文字通俗’的拥护与渴望,是和风雅的叶、沈两家有根本不同的。
因此,也只有他能看到《何赛花》的魅力,“但在买活军这里,统治阶级不再是地主——至少是所有劳动着的活死人,文字再不需要维系自己的神圣性,于是对于‘文以载道’,便可以做出一种新的解释,文以载道——文可以载道,也可以通俗,可以娱乐,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有落于文字记载的资格。”
“在国朝,文字属于一成左右的统治阶级——你以为识字的人有许多,有些落魄潦倒,似乎并非是想象中统治阶级的样子,那是因为你们并没有真的接触到人数更多的不识字的人。识字的人有许多,只是国土广袤,国民巨万而已。”
“而在买活军这里,文字属于占了人口九成以上的统治阶级——即是劳动者,那么文字的面貌也就截然不同了,在国朝,学识只是统治阶级的玩物,经由它产生的任何收入都不正当——但在买活军这里,学识不再是自我炫耀的东西,而成了劳动的资本,如此一来……以学识生产的效率会更高。”
冯犹龙追寻着他新学会的说法,以买活军的口吻来说他的思想,“而文字脱离了神圣性之后,将会立刻进入到百姓们的生活之中,开始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纵使一开始浅近粗俗,亦不必羞涩,因文字已经不再是‘仓颉造字鬼神泣’一般,拥有神性的东西,完全成为了一种普通的工具。这是好事啊——任何东西,越是神圣,掌握的人就越少,当它人人都可以触及的时候,才会因此变得普通。”
道理虽拗口,但逻辑是分明的,叶仲韶道,“老龙,你接触到买活军的课本以后,越发是如虎添翼了——以文字而通俗,并不亵渎斯文,而顺文字扩散之势而为,主动化繁就简,不再炫技,不再追求青出于蓝胜于蓝——而是以浅近贴切为主,反映那九成人的生活……”
“原本的诗词歌赋,是不厌其烦、不厌其巧、不厌其难,如今的话本小说,是不惧其平、不惧其俗、不惧其简——如此,方才是如今的大势!”
“对!”
冯犹龙只觉得胸口多年块垒,仿佛都被浇透了,他一下站起身来,四处走动,有些激动地说,“仲韶,说得太好了!这就是《何赛花》的好处啊!这也是贴近百姓的好处,不论是从补贴来讲,还是从身后声名来讲,这都是好处无穷的事情,顺时而动,自然是时来天地皆同力。九成以上的百姓,一下识了字,他们要看什么戏,读什么话本,这是多少的补贴——且这些反映百姓的作品,从前从来无人写的,今日由我等肇始——仲韶,难道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么?青史之上,难道还留不下我们一笔?”
名利双收,人谁不愿?从收入的正当性来讲,买活军这里,已经完全抛弃了理学的影响,公然便承认了欲.望的必要性,叶仲韶既然已经深得其中三昧,此时又怎能不心动?而沈君庸竟至于去做账房,尽管他或许还有别的用意,但也足见早已放下了原本的门户之见。
谁不喜欢钱?谁不想要青史留名?哪怕是只为了这两个,便已能让多少人心动,更何况,冯犹龙所说有理,于创作来说,这是一片完全空白的领域——全新的题材!这是让多少创作者狂喜的东西?难道北调就只喜欢金戈铁马,南曲便只喜欢才子佳人?拓展创作领域,几乎是所有作者的本能!
郎舅二人对视一眼,已是都看出了彼此心中的意动,又听得书房门吱呀一声,沈宛君走了进来,双目放光,鼓掌笑道,“听君一席话,更胜十年书!冯老之言,我完全赞成!仲韶,你还是辞职太早——我们老习惯,在家闭门造车,不知外头风云涌动。原本你去乡下教书还好,能多增长些见识,知道农户们的变化,现如今一旦辞职在家,耳目便立刻闭塞了起来。”
冯犹龙这才明白刚才叶仲韶是为何感慨,原来是他辞职太早,以至于不知道《何赛花》在农村的声势,小看了这个对手。听了沈宛君话口,又知道果然沈宛君在戏社之中,说话也有份量,要更改创作方向,并非是只说服叶仲韶、沈君庸便可,只怕还要和沈宛君、沈曼君乃至叶昭齐等才女多番恳谈,他亦是欣然一笑,起身让座,笑道,“沈夫人,惊才绝艳,多年叹服,缘悭一面,日后还要请沈夫人多多指教!”
沈宛君忙道,“冯老太客气!我是久仰大名,更曾捧读《古今小说》,手不释卷,不想今日在买活军这里相逢,竟可正式相交,还请冯老不吝赐教,多指点我们这些闭门造车的乡下汉!”
叶家平日的确住在吴江乡下,因此沈宛君如此自谦,冯犹龙自然不免再客气一番,不过的确两人谁也没想到,虽然此前都住在姑苏,而且叶仲韶和冯犹龙还是好友,但沈宛君和冯犹龙却是毫无来往,反而到了千里之外的云县,两人能坐在一起纵论天下文坛大势,可见世事之奇,莫非如此。当下各分宾主坐下,重新议论这创作新风,应当如何实践。
于文艺而言,最难的其实是提纲挈领,指明方向,这往往也是最令创作者迷茫痛苦的一个阶段,一旦确信了未来方向大势,便自然谈兴大起,各自灵感迸发,又彼此指正,做竟夜之谈都不嫌长久,谈到傍晚,沈曼君、张华清也来了,还有老相识吴氏兄弟,一行二十余人叫了两桌菜来家里,也不分男女,戏社的坐一桌,未入社的坐一桌,可见云县这里民风已颇随意,亲戚男女间混杂来往,已是寻常。
沈曼君是这群人中最早来云县的,因为她的职业,起到在人脉间居中协调的作用,她对于冯犹龙的看法极为赞成,并邀请他形成文字,向《买活周报》投稿,又指出《何赛花》的成功,的确是由于作者之一张宗子,时常去民间采风,关切百姓疾苦,对于百姓间常见的矛盾、喜悲了然于胸,才有了这样杰出的选材。
“要反映百姓的生活,自然要去主动采风——这新戏啊,要好唱、好看、好演!”
“如今这声腔唱的形式,也不必完全废除,可在城镇中上演,赚富商的钱——我们自己的戏班子,在云县这里,堂会也是供不应求,收入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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